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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情 的 困 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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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02:20 |显示全部楼层



   到目前为止陈镛林老师转载的优秀文章字数已达100000字,十万字这需要付出多少心血,有又多少艰辛我们能真正体会。

    书里的文字非常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真挚、强烈的感情你能感觉到,经过历史的沉淀,脑子里留下的都是最富于激情的东西,有理想的追寻,有许多做人的真谛。情景完全真实,他是在用心写的。可以说这些文章凝聚了陈镛林老师的全部感情。


    今天为了活跃我们杭州知青网的交流平台,经过他本人同意,将陆续转载陈镛林老师的优秀文章。他无私地为我们上传一篇又一篇的优秀文章,我们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谢,感谢陈镛林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优秀文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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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04:5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海水 于 2017-11-6 09:49 编辑

                                           

   (纪实文学)


   陈镛林




引子


        记得刚解放不久,我家新搬了房,新家附近有座关帝庙,庙里住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瞎子,常常见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扶着他上街算命,邻居说,那是瞎子的大小老婆,还是亲姐妹。孩童好问:别人家都是一个老婆,瞎子为啥有两个老婆?大人答:他有钱。——有钱就可以讨大小老婆?儿时的我很困惑。

上初中了,有一段时间上学路上经常碰到一个年轻的女疯子,杭州人叫疯婆儿。疯婆儿是“文疯”,不打不闹,总是叽叽咕咕说着谁也听不清的话。有一天,疯婆儿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撕成一条条,光着上身在马路上摆人行横道线,引起多人围观。此后再没见过她,听说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大人们说:那女人失恋了,失恋就是她对象不要她了,她就疯了。——失恋了就再找个对象嘛,为啥会疯?半懂不懂的我很困惑。

    长大了,看了好多书、电影和戏,知道人间有爱情,有婚姻,有情人终成眷属。老辈们却说有缘分,是月下老人一线牵。年轻时笃信爱情,不相信缘分,但几十年耳闻目睹或自身经历的爱情故事,却使我对世间男女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缘分或者是其他感到困惑。于是我想讲几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给你听,请你听完后告诉我,爱情到底是什么?缘分到底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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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07:32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十年代

才女睹气当后妈


       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西去新疆的列车上。

    从杭州招生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94名学生,经过几个小时的抽泣、沉寂,逐渐从离别亲人、离别故乡的伤感和惆怅中解脱出来,沿途从未见过的景色处处觉得新鲜,即将到达的边疆充满着神秘感,加上身着虽无领章帽徽但毕竟是新军装的兴奋,使车箱里很快就充满了年青人聚集在一起时特有的朝气和活力。最活跃的是车箱中间一群女同学,叽叽喳喳闹个不停,不时还传来阵阵轰笑声,原来到杭州来接我们的贾干事一直坐在她们那里,大概在给她们讲什么新疆有趣的事情。后来贾干事站起来让大家安静,请一位女同学唱歌,只见一个女生从座位上起来,站在过道上,毫无忸怩地唱了首《送你一首沙枣花》。说实话,唱歌音色音质一般,但她那高挑的身材、漂亮的脸蛋、不俗的气质和杭州人少有的标准普通话,给所有的男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纷纷打听“她是谁”,邻座一男生认识她,介绍说:她爸爸是市里某个部门的领导,她叫冯弥弥。

   冯弥弥在工作单位几个月就成了新闻人物。她担任学生队的团支部书记,工作起来风风火火,除了爱好文艺外,文学功底也不错,尤其是一手女生少有的钢笔字,倍受人们青睐。但人怕出名猪怕壮,赞誉声中夹杂的议论也渐渐多了起来。从其他女生那里时常传来她的一些绯闻:什么成天往男人堆里钻啦;什么同贾干事关系暧昧,闹得贾夫人要自杀啦;什么同时与几个男生谈对象,情网撒得太开啦等等。我们宿舍一些男生有时也议论她,但为她打抱不平的居多,认为女  生是嫉妒,尤其是例举的那几个与她谈对象的男生,我们看来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先说“一号对象”戴逸涛,我们叫他涛涛。他与弥弥的绯闻源于“爬冰事件”。那是六六年三月的一天上午,学生队停工,同学们都围着火炉在虔诚地学毛主席语录。突然钟声响了,喇叭也响了,接着队长急慌慌跑来,说水库“爬冰”了,让我们带上工具赶快上堤。大家都不知道“爬冰”是啥东西,但知道情况紧急,就顾不上问,急急忙忙穿上棉衣、带上棉帽棉手套,拿上工具就往水库坝堤上跑。跑上坝堤,同学们都惊呆了,只见数百米的坝堤护坡上,巨大的冰块伴随着嘎嘎的挤压声缓缓地往坝顶上“爬”,有一段险情重的地方,冰块翻过五、六米宽的坝顶,已经“爬”到水库外护坡了。队长告诉我们,水库刚开始化冰,遇上大风,冰就会顺风上堤,护坡上冰“爬”多了,压力大了,就会出险情,我们的任务是把“爬”上来的冰块赶下去。于是同学们按队长的指令分组干了起来,有的抡起八磅铁锤把大冰砸开,有的把砸开的冰块抱着撂进水库,碰到比乒乓桌还大的巨冰块,几个男生就用粗绳把它拖回水库。大家干得挺欢,唯恐落在别人后面,抡锤的男生脱得只穿背心,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里还流着汗。就在快收工时,弥弥出事了,她抱着冰块往坡下走,脚下一滑,连人带冰摔倒在护坡上,可能左脚扭了,疼得“哎哟哎哟”直叫。队长一看弥弥不能走了,就说哪个男生把她背回去,人高马大的涛涛立即举手说“我来背”,于是把弥弥背上坝顶,背下大坝,背到宿舍,据说路上息了三、四回。从那以后,弥弥对涛涛特别关心。从那以后,女生们就把涛涛列为弥弥的“一号对象”。

   “二号对象”数徐冰了。徐冰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和弥弥同在学生队宣传组,负责出黑板报、写广播稿等。徐冰和弥弥的绯闻源于“火钩事件”。那是六七年冬最冷的一天,气温达零下42度。我们仨人早饭后又开始出一周一换的黑板报,先用热水把黑板擦干净,然后按分工排版、画报头、抄稿。谁知那天黑板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粉笔光打滑,就象写在玻璃上似的。我们冻瑟瑟地站在那里琢磨了一会儿,才发现黑板上有一层极薄的冰,原来气温太低,热水擦在上面也结冰。外面太冻,不一会儿耳朵就冻红了,我们就跑回宿舍围着火炉商量对策。我一向点子多,看到通火炉的火钩,灵感就来了,我说,把火钩烧红在黑板上烤,冰就会化了。弥弥说,你真聪明,于是把火钩插进火炉里烧,等火钩前端烧红了,我戴上棉手套抓起火钩赶快跑到黑板边去烤,效果还真好,火钩到哪儿,哪儿的冰就化了,无奈天气太冷,一会儿火钩就凉了,只得又跑回宿舍烧。徐冰见这样速度太慢,就跑到隔壁宿舍借了根火钩也开始烧。谁知我在外面火钩还没凉,宿舍就传来徐冰的惨叫声,跑回宿舍一看,只见弥弥捧着徐冰的右手用嘴在吹,徐冰呲牙裂嘴的,看样子疼得不轻。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弥弥讲,徐冰看火钩前端烧红了,就去抓火钩把子……;话没说完,我就火了,冲着徐冰嚷:铁是良导热体你都不懂?你没看我戴手套吗?徐冰没吱声,弥弥可不愿意了,她也大声嚷嚷:你没见他疼得那个样吗?还怪他!快说怎么办吧。嚷嚷时她眼睛里亮晶晶的。我也冷静下来,说快去找点酱油抹上,这是我母亲教我的偏方。弥弥二话不说,拿起一只碗就冲出门去,不一会就端来半碗酱油,按我的指点,在徐冰手掌、手指上一遍又一遍地抹。“火钩事件”就那么简单,但后来外面传得就离谱了,说什么弥弥当时捧着徐冰的手大哭,说什么弥弥到老职工家要酱油时流着眼泪……。谣言就是这样,添油加醋,见风就长,尤其是绯闻,人们爱听,而且越刺激越好,三传二传,蚂蚁都成大象了。反正从此后徐冰就成了弥弥的“二号对象”。

    “三号对象”谭一鸣的“命名”就没有什么故事了,只是因为他和弥弥在杭州原来就认识,是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加上俩人从食堂打饭回来在一起吃饭的概率比其他男女生多,当然最重要的“证据”是弥弥支援一鸣的饭票最多。那时食粮定量供应,一般职工每月定量28斤,我们学生队特殊照顾,按一级强劳力定量每月给38斤,但当时年轻,劳动强度又大,男生们普遍不够吃,象我这样的瘦子,早饭可以吃四个包谷馍馍加一大盆清汤稀饭,改善生活时我曾经一顿吃过一斤六两,不少男生都吃过两斤多,所以女生们常给男生支援饭票,有的女生是天女散花,有的女生是定点供应,一鸣是弥弥定点供应的,于是列为“三号对象”。

不久学生队解散,分配到各个水库管理站和机关、卫生队。此后一年多里,我到兵团政干校帮工三个月,为避武斗逃回杭州半年,到乌鲁木齐跟上海美院的学画伟人像四个月,这样与杭州同学接触很少,偶尔碰上同学谈起弥弥,都说弥弥和涛涛、徐冰、一鸣一如既往地好,至于到底跟谁谈恋爱,大家都吃不准。

    转眼到了六八年春天,卫生队工作的女生张琳传出一个惊人消息,讲外科医生刘卫彪在打弥弥的主意。张琳对刘卫彪一直很反感,听女生们说,刘卫彪曾经动过张琳的脑筋,有一次刘卫彪拿了一枚当时很抢手的毛主席像章送给张琳,但一定要亲手给她戴上,张琳很单纯,对这个男人心理一点不设防,就让他戴,谁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刘卫彪借戴像章之机,隔着衬衣不时地碰摸张琳的胸脯,嘴上还不停地说些“你真漂亮”之类的奉承话,弄得张琳面红耳赤,终于憋不住翻了脸。所以张琳对刘卫彪的评价是两个字:“流氓”。女生们还说,刘卫彪四十出头了,有四个孩子,成天油头粉面的,说话比女人嗓子还尖,是个造反派,专打漂亮女孩的主意等等。说得男生们心里憋憋的,恨不得把那小子揍一顿。

    到了八月,刘卫彪和弥弥的关系逐步升级,除了俩人常在一起及刘卫彪给弥弥买衣服外,发展到刘卫彪每天中午不回家吃饭,在卫生队食堂打上饭,到弥弥所在的大泉沟水库站来共进午餐。这情景终于让一列火车来的男生女生们忍无可忍了,涛涛、徐冰、一鸣联手串联,张琳等女生火上浇油,一场轰动玛管处的、教训刘卫彪的革命行动拉开了帷幕。

    那天一早,同学们都如约聚集到大泉沟水库站,路远的头天下午就从几十里地外骑车赶来,数数人头,三十个同学到了二十四个,当然不包括弥弥。为了保密,大家分在几个宿舍策划,徐冰在几个宿舍来回跑,负责传话,不久行动方案就形成了:钟杭生、邝晓明、周建国、陈逸四人负责揍刘卫彪,我负责向水库岗楼的警卫打招呼,雷洪跟着我在大坝上负责发信号,其他人都站在不远处助威。方案一定,我就跑上坝堤找警卫班长,告诉他杭州学生准备对刘卫彪集体采取革命行动,希望他能支持,不要干涉。其实我去与警卫班交涉是胸有成竹的,不仅我平时与他们交情不错,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是转业军人,与造反派势不两立,对刘卫彪又是恨之入骨,碰到这种好事高兴还来不及呢。果然,班长一口答应,不过交代我两件事:一是对外不要讲警卫班知道,怕造反派找借口报复;二是下手要有分寸,不要出人命。我赶紧把这两条传达给同学们,同时要求大家都待在宿舍别出来,只留贺松在门外等信号。于是,一切准备就绪,烈日下只能见到贺松在房前树下乘凉,我和雷洪躲在岗楼里,从观察孔注视着卫生队的动静,外面静悄悄的,静得只能听到岗楼下泄水渠的水流声。

    中午两点零五分,穿着白衬衣、手拿饭盒的刘卫彪从卫生队出来了,我让雷洪赶快发信号,贺松接到信号马上通知各个宿舍。行动开始了!

    按行动方案,行动地点设在大坝半腰的小路上,这是卫生队到水库站的必经之路,小路只有一米多宽,平时迎面走来的人都要谦让着过;小路上面是六米高的坝堤,下面是45度的坝堤护坡,再下面就是铁栏栅围着的泄水渠。当刘卫彪走到小路那端时,行动组也出现在小路这端,走到中间,五人相遇了,钟杭生首先发难,用肩抗了一下刘卫彪,刘卫彪不知是计,凶凶地责问:你撞我干啥?钟杭生也很凶:是你撞的我,于是行动组四人借机与他吵起来,还有意推推攘攘,刘卫彪急了,把北方人常带的口把子带出来了:“他妈的,你们想干啥?”“你骂人?”会点武术的邝晓明说着就一拳上去,打在左脸上;刘卫彪察觉到情况不妙,拔腿向护坡下跑,行动组四人紧追上去,把他摁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邝晓明骑在刘卫彪身上,钟杭生和周建国压着两只胳膊,陈逸飞快拿出剪刀剪着半边头发,剪完后,周建国拿出一瓶墨汁往头上、身上洒,陈逸又把跑掉的一只凉鞋扔进泄水渠。行动按计划圆满完成,前后不到五分钟。

    从行动组出发时,杭州学生就都出来在十几米外助威,弥弥当时还在宿舍里,当众人叫好时,弥弥才跑出来,开始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她反应过来,一切都已结束,刘卫彪正踉跄地往坡上爬,弥弥疯了似的跑了过去,出现在她面前的刘卫彪是这样一副狼狈相:阴阳头,光着脚,撕破的白衬衣上布满块块墨迹,脸上的墨汁还在往下流,……。愤怒的弥弥转过身来,对着我们二十几个男生女生大骂:“他妈的,不要脸!”“下流!无耻!”然后扶着刘卫彪向小路那边走去。

    此后,弥弥很长一段时间不理杭州同学,与刘卫彪却是影形不离了。不久,传来刘卫彪离婚的消息,四个孩子各带两个。年底,弥弥和刘卫彪结婚了,当了两个孩子的后妈,这个适得其反的结局是同学们谁也没想到的。第二年,弥弥有了孩子。又过了两年,弥弥离了婚,带着自己的女儿回了杭州,……。

    岁月流逝,弥弥渐渐与同学们又恢复了正常关系,偶尔谈起往事,谈起这段荒唐年代的荒唐故事,大家都表示歉意,而人到中年的弥弥却说:“我理解大家当年的初衷和好意,其实打刘卫彪之前我从来没有和他结婚的念头;打了他后,我想,你们越是不让我跟他好,我就结婚给你们看。我就要睹这口气!”

    终身大事只为睹气?我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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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10:59 |显示全部楼层



七十年代

情侣陌路缘“换婚”

        转眼到了一九六九年,兵团为解决石河子的派性问题,把农学院、设计院、玛管处整建制地“发配“到南疆。我和徐冰随单位分到农二师某团,他在团宣传队演节目,我在某连渠道班管水,我俩还是好朋友,常在一起玩。

    七二年,我搬到连部住集体宿舍,隔壁住着两个女生,都是知青,一个姓宁,已经有男朋友;还有一个叫张莹,一米五六的个头,圆脸,短发,衣着很时尚,走路爱仰着头,漂亮的大眼睛透出一股傲气,到农场六年了,还是大城市姑娘的派头。听说是眼高,一直没找男朋友。她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友,叫鞠菱,每到星期六傍晚准来陪她,晚上挤在单人铺上,白天形影不离,象同性恋似的。

    我年青时非常腼腆。记得上高二了,语文老师让我朗读《孔雀东南飞》,我红着脸,低着头,不语地站着,气得老师从此不提问我;那时学校德育抓得紧,经常讨论学雷锋、又红又专的体会,每次我都是等最腼腆的女生讲完,才低声讲两句。所以工作以后,人际交往是弱项,尤其是对异性,更是如此。因此,虽与张莹隔墙而住,每日照面,但最多见面点个头,从不交往。

    我俩开始来往的媒介是字画。

    我爱画画,文革时就给单位画过二十几平方米的大幅伟人像,工作之余,总喜欢写写画画。我的床边墙上,贴着自己画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白描《鲁迅》,铅笔画《红灯记》,都是临摹的。后来心血来潮,创意搞“伟人语录”,就是画一个仿木刻的伟人像,用不同字体的美术字写语录,再配上花边,象条幅一样。单位里的人都来要,挂在家里,既是一种装饰,又显得革命。那天,张莹来了,她指着床边挂着的列宁语录条幅“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说:小陈,能不能把这幅送给我?我愣了一下,那是我自喻为鹰,志存高远的心爱之作,但这位又傲又靓的女生开口求我了,总不能拒绝吧,只好忍痛割爱送给她。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来往了。

    慢慢的我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父亲解放前是个资本家,有两个太太,她是二太太所生;初中毕业后在家晃了两年,被上山下乡形势所迫才来新疆;文革中父母被批斗,家产被抄,挺惨的。我的父亲五八年被诬陷打成坏分子,下放农村,致使家贫如洗,我高考虽得高分而依然落榜,只好偷偷报名来到兵团。共同的遭遇使我们的心近了许多,“猩猩惜猩猩”嘛!

    张莹会讲故事,而且只讲外国的。我们男男女女的单干户经常听她讲《红与黑》于连和德. 瑞那夫人的故事、《悬崖》少女和逃犯的故事,还有《简爱》、《安娜. 卡列尼娜》。她记性特好,口才也好,那么拗口的外国人名字从她嘴中吐出变得很顺畅。故事听多了,我对外国书也慢慢感兴趣了,应该说,对外国文学,她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莹说话很直,有时近乎尖刻。我在连队政治夜校给职工讲《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她说:“你累不累啊?台下一半文盲,大半老娘们,有几个能听懂你讲的经典?简直是对牛弹琴,白费口舌!”说得我脸红了半天。当然有时也“表扬”我,我们一起到团部看电影,走在马路上,我总习惯地走在外侧,让她在内侧,时间长了她又说:“你这人还蛮有责任心的,两人走路总靠外面走,是不是跟所有女人走路都这样?”说得我哭笑不得。

    我对张莹真的开始有好感是我醉酒那次以后。那天我陪团首长到附近公社的嘎来主任家喝酒,嘎来是蒙古族,很好客,酒过三巡后,他的妻子进来了,半跪在我们面前,双手举一托盘过头顶,托盘里是两杯白酒,嘎来说:“这是我们蒙古族对尊贵客人的礼节,每人两杯。”生活在民族地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最起码的常识,我们几个客人按蒙古族的礼节,端起酒杯,用中指沾点酒往上弹一下,连弹三次,然后一饮而净。我们每人连饮两杯后,嘎来的妻子倒退着出了房门,谁知不一会,进来一个大姑娘,也是举一托盘半跪在桌前,嘎来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女儿,给尊贵的客人敬酒。”我们又痛快地喝了两杯,酒是辣了点,但喝得高兴。接下来的场面就让我们尴尬了,我们谁也不知道嘎来有“五朵金花”,大女儿退出,二女儿来了;二女儿退出,三女儿来了,走马灯一般,我们都招架不住了,向嘎来求饶,但嘎来说:“你们不喝就是看不起我,姑娘就一直跪着。”我们面面相惧,硬着头皮把一两一杯的白酒接连灌了下去,结果当然是烂醉如泥,靠司机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家。

    我到第二天半上午才醒过来,头疼得要命,嗓子干得冒烟,睁开眼想找水喝,谁知第一眼就看见张莹坐在床边凳子上。我说:“你怎么不上班?”她说:“听你们宿舍人讲昨晚你醉得一塌糊涂,就请了半天假。”说话时全没有平时那种骄慢的口气。我说想喝水,她说一点水也没有了,给我熬了碗粥喝不喝,我说行。她到隔壁拿来粥和内地寄来的肉松,我就坐在床上吃起来,吃了两口,总感到不对劲,就问:“这粥怎么有股怪味?”她不好意思地说:“宿舍里开水凉水都没有了,我用热水袋的水煮的。”

    怪味粥是不好喝,但我从粥里喝出了她的关心和柔情。

    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两件事,我和张莹也许会成为终生伴侣。

    先说第一件事。有一天张莹叫我到她宿舍,说家里来信了,她家落实了政策,房子归还了,抄走的东西都归还了,她父亲把家产分了,给她分了两万五千元,并让她赶快回老家。张莹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回吧;她接着问:那你怎么办?我看到她眼神中那种期盼,犹豫片刻后回答:以后再说吧。

    当晚我躺在床上想得很多,两万五千元在20世记70年代不是个小数字,当时我们每月工资30多元,可能一辈子也积攒不了那么多钱。这贫与富的巨大反差让我日后如何与她平等相处?我是个恃才自傲的人,在外面不愿低人一等,在家里也不想低人一头。再说我已吃尽了出身不好的苦头,两个出身不好的人结合,今后让孩子再重演历史的悲剧?这样想想就觉得散了好;过了会又觉得张莹对我的确不错,有钱也不是她的错,两人感情好就行了。于是我决定维持目前的关系,顺其自然发展。但从此以后我心里总有个疙瘩。

    第二件事成了我俩分手的导火索。因为徐冰是我的朋友,鞠菱是张莹的朋友,我们四人就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聚在一起,天长日久,徐冰与鞠菱也熟悉了。徐冰与我不一样,他能说会道,交际特广,跳舞演节目是他的特长。鞠菱长得比张莹还出众,性格温和,而且特别勤快,张莹的被子衣服从来都是她包干洗的。有一次我向张莹试探说,他俩倒挺般配,但遗憾的是鞠菱有男朋友,张莹说,鞠菱对她男朋友不满意,嫌他没文化素养。我知道徐冰早对鞠菱有意,就把张莹的话告诉他,徐冰高兴极了,决心“挖墙脚”。此后徐冰对鞠菱更殷勤了,有事没事往她那里跑,但效果不好,鞠菱对他总是不冷不热的。徐冰急了,来找我帮他写首爱情诗,既显得真诚,又有文化品位。朋友之托,岂能推托,我就写了首七言绝句:“红豆遥望倍思君,相识一载到如今。绵绵痴意犹能谅,花落流水太铁心。”徐冰抄了一遍,第二天兴冲冲地给鞠菱送去了。第三天中午,张莹把我叫到她宿舍,一看鞠菱也在,我窃喜徐冰有好消息了。谁知张莹拿出那首诗,问道:“好哇!才子帮人写情诗!这是不是你写的?”我矢口否认。张莹来气了:“你还赖,徐冰能写出这样的诗?”鞠菱一直坐着不吭声,看样子不太高兴。晚上我到徐冰那里通报情况,两人都灰溜溜的,谁能想到会弄巧成拙呢。

    一个月后的一天,徐冰带口信让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说有急事。我赶到后,徐冰让我看封信,讲是鞠菱托他带给张莹的,我说别人的信怎么能看?徐冰说,信口没封,本来就是让我们看的。信上的字体很秀丽,但我却越看越气,鞠菱在信中叙述了她对徐冰的看法,最后写道:“我考虑再三,如果小陈能够答应与你确定关系,那么我就同意和徐冰确定关系,……。”我脱口而出:“这不是交易吗?”徐冰看看我的表情,听了我这句话,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我看这事算了,我要找个比她好的给她看看。”第二天徐冰把信交给张莹,我俩装作没看过信,不闻不问,但从此来往明显减少。她俩都是聪明人,自此星期天做饭也很少叫我了。

    半年后,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很漂亮的上海姑娘,我与张莹自然更疏远了。不过张莹还是以朋友身份劝过我,让我对这个姑娘要“慎重”。

    七四年我结婚了,徐冰也找了个不错的姑娘,鞠菱嫁到陕西,张莹回了内地,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八○年我出差到内地某市,碰巧同行的采购员与张莹是老乡且是邻居,张莹听说我来了,就带信约我某日晚某时在火车站见个面。我按时赴约,张莹和一个矮个子男人一起来的。张莹介绍双方:“这是我新疆的好朋友。”“这是我男朋友,在上钢五厂工作。”然后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小坐,相互问问别后的情况,而后互道珍重而别。那是我与张莹见的最后一面,应该说大家心中都还保存着一些美好的回忆。

    然而八二年的一场风波终于使我俩成了陌路。不知张莹在内地听说了什么,她突然写信给团医院一位好朋友,讲她一直不结婚,是忘不了新疆以前的恋人,虽然那恋人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她还是在等,等等。她的好朋友不知什么用意,在团里熟人面前大肆渲染,终于有一天传到我妻子的耳里,当妻子平静地告诉我这一传闻时,我大为光火,当即写了封措辞强硬的信给张莹。自此,再也没有听到过张莹的消息。

    结婚二十多年了,妻子不止一次问过我:当初张莹那么有钱,人也漂亮,对你又一片痴情,你为啥不跟她好?是因为她有钱伤了你的自尊?还是她们提出“换婚”伤了你的自尊?


    是啊,主宰婚姻的到底是爱情,是缘分,还是我的自尊?


    我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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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14:35 |显示全部楼层

八十年代

               “梁山伯与祝英台”


    徐冰与鞠菱分手后,在本团找了个老职工的女儿,不久带着妻子顶替回杭州了。临行前把他的内弟——北方俗称小舅子——托付给我,让我多关心、多照顾。徐冰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的内弟就是我的弟弟,二话不说,我就欣然应承了,并请他放心。

    徐冰有三个小舅子,大宝、二宝、小宝,托付给我的是小宝,那时还在上学。中学毕业后不想种地,跟着他干个体的二哥学了两年修理家用电器,闲下来爱往电影队跑,白天帮放映员倒片、检片,晚上帮着放电影,时间一长,电影队的人都喜欢上这个“小机灵”:不说话,光干活,而且特别聪明,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人长得也精神 ,中等个,圆脸盘,高鼻梁,大眼睛,不说是美男子,但用现在时髦的“酷毙了”、“帅呆了”来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后来电影队缺编,队长找到主管宣传口的我要他,我当然答应了。不久又新建电视台,小宝懂一些电路、维修知识,会修电视机,我就把他调到电视台。

    工作安置好了,我想我的责任基本上也尽到了,除了工作上严格要求外,其他事我一般不太过问。但小宝还是很尊重我,碰到大一点的事情总要找我谈谈。

    八九年一个夏日,小宝来办公室找我,进来后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不言语。我知道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就坐到他边上主动发问:“工作不顺心啦?”他摇摇头。“跟谁吵架啦?”还是摇摇头。我沉思了一会儿,想起有人告诉我最近小宝找女朋友了,四川妹子,叫么妹,比他大几个月,就问:“是不是和么妹的事?”小宝红着脸点点头,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了个大概:小宝和么妹谈朋友,开始么妹家很高兴的,后来有两件事让么妹父母不愿意了。头一件是怪小宝不叫人,小宝对我解释说,他叫了,声音轻,他们没听到;另一件是有人对么妹父母讲,小宝属狗,么妹属鸡,鸡狗相冲,结婚后会唧嗰唧嗰 吵不完,所以她们家不同意了。小宝还说,狗要咬鸡,我已经向么妹发誓今生今世再不吃鸡肉了。我听了又好笑又感动,答应找熟人去劝劝她们家。不久,传来好消息,么妹父母又认这个“毛脚女婿”了,然而那么爱吃鸡的小宝却固执地真的不碰鸡肉了,么妹和她父母都劝他别当真,我也劝过他,但小宝说:“我发过誓的,男人说话要算话。”此后,小宝再没吃过鸡,甚至连鸡蛋都不碰了。

    这事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宝没找过我,我知道进展顺利,也就没有多操心。大概是一年以后,又出了件麻烦事,这次是二宝来找的我,他说小宝不敢对我说,让他来说。我说,没事,谁说都一样。二宝就开口了:“这几个月有个小姑娘一直缠着小宝,小宝跟我说了几次了,让我这当哥的想想办法,但我有什么办法?只好找您了。”我一看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就给二宝倒杯水,递根烟,让他慢慢讲。

    原来事情还是我引起的。我当团工会主席后,组建了一个乐队,找了几个有这方面爱好的小伙子到库尔勒市培训两周,回来就给舞会伴奏了。开始有点乱,主要是没固定人。小宝是能人,架子鼓敲得溜,电吉他能够玩,电子琴也数他弹得好,但一办舞会,小宝敲鼓,电子琴跟不上,小宝弹琴,架子鼓又敲不到点子上,舞迷们很有意见。正好,欧阳副团长的小女儿从幼儿师范毕业分配到幼儿园,她在学校专门学过电子琴演奏,我就让她到乐队弹琴。谁知小宝的麻烦就此开始了。

    小欧阳叫萍,大家嫌复姓难叫,都叫她萍萍。萍萍那年17岁,长得小巧玲珑,大大的眼睛上睫毛又长又密,加上圆圆的脸蛋,就象一个洋娃娃,实是可爱。萍萍在家最小,爸爸又是当官的,从小就十分任性,幼儿园的同事们戏称她是“绝代双姣”——又骄又娇。

    萍萍初进乐队,就与老队员闹别扭。先是争指挥权,按理说应该由鼓手指挥,但她认为她是科班,应由她来指挥;后来又说要规范化,每人面前一本乐谱,一曲一曲往下弹,这下就把老队员惹毛了,他们谁也不识简谱,“多、来、咪、发、梭、拉、西”都念“1、2、3、4、5、6、7”,全凭记忆和感觉演奏的,乐谱在面前一摆,就象文盲面前摆报纸一样。于是大伙儿都烦她,想把她轰走。小宝作为头儿,心里虽然也烦她,但处理这个矛盾倒很理智,他召集乐队开会,首先同意由萍萍指挥,然后又说,乐队不识简谱不行,从今天起请萍萍当老师。话虽不多,萍萍挺高兴,其他队员都听小宝的,也不吱声。随后办了一次舞会,电子琴指挥,乐队乱了套,只好还是架子鼓指挥;学简谱非一日之功,学了两次没见效,萍萍也没信心了,最后不了了之。从这事以后,萍萍就服小宝了,小宝说啥她都听,小宝一练滚鼓,她就呆呆地坐在边上看,不时还常从口袋拿出泡泡糖单给小宝吃,搞得小宝在弟兄们面前挺尴尬的。

    更尴尬的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天。小宝爱好摄影,有空常喜欢在暗室里泡,冲冲胶卷,印印照片。那天小宝到暗室去,路上碰到萍萍,她听说洗印照片,死活要跟着去看看,小宝无奈,只好带她进了暗室。开始挺正常,萍萍初次进暗室,一切都觉得新鲜,东摸摸,西问问,小宝就边操作边回答。后来也许是暗室特有的柔和红光给萍萍带来遐想,也许是孤男寡女在暗暗的斗室呆久了激发的冲动,萍萍在安静了一会儿后,突然从后面抱住小宝的腰,把头贴在小宝背上,嘴里说着:“小宝,我好喜欢你!”小宝被这突然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只是慌乱地说:“别闹了,松手!”然后使劲掰萍萍的手。萍萍松手了,小宝转过身来气喘吁吁地对萍萍说:“你知道我有么妹了……”,萍萍不等他话说完,就连珠炮似的发问:“你们结婚了?没结婚为啥不能公平竞争?我哪一点比不上么妹?你说!”小宝平时就不善言语,一着急就口吃了:“我、我、我就喜欢么妹一个。”萍萍的眼泪顺着长长的睫毛流了下来,呜咽地自语:“我好可怜!我命好苦!”可能是男人怜香惜玉的本能,也可能是小宝从未见过女孩对他流泪,小宝心软了,想劝劝她,但又不知道怎么劝,只好说:“你还小,你还不懂。” 谁知不劝还好,劝了几句,萍萍突然又用双手抱住小宝的脖子,双脚踮起,微仰着头,眼泪不停地从闭着的双眼流出,嘴里柔声说着:“我每天都在想你,想得好苦!小宝,抱抱我!亲亲我!”小宝着急了,发怒了,他粗暴地掰开她的双手,拉开暗室的门冲了出去……。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小宝胆小,怕萍萍以后还缠他,又怕闹得太僵得罪她当党委常委的爸爸,就详详细细告诉了二宝,让二宝找我,看怎么办。

    难题摆在我的面前,我想解铃还得系铃人,就把小宝找来,问他与么妹的关系能不能确定下来,小宝说,关系早已确定,准备结婚,只是现在钱都投到经营游戏机室上,他和么妹商量,再赚上两年钱,在库尔勒市买套商品房后再结婚。了解情况后,我给小宝出了两个主意:“第一是先领结婚证,听说你们常住在一起,不领结婚证影响不好,同时也断了萍萍的念头。”小宝脸红红的点点头。“第二是给萍萍写封信,态度要坚决,不让她留幻想,但语气要婉转,不要伤了她的感情,因为爱一个人本身并不是错,错是错在爱的对象上。”小宝又点点头说,我懂了。

    于是两个主意都变成现实,“第三者”的问题圆满解决。

    此后的一年风平浪静,工作照干,舞会照办,变化的是小宝两口的游戏机骤增到12台,生意甚是红火。小宝和么妹已经到库尔勒市跑了几趟,看房子,拍结婚照,买床上用品,打算年底举行婚礼。然而谁也想不到,不幸正悄悄地在降临。

    那天刚吃过晚饭,二宝突然给我家打电话,讲么妹病危,正在抢救。正巧我出去散步,等得知消息后赶到医院,么妹脸上已经盖着一块白手绢,抢救室一片哭声,小宝蹲在墙角低着头抽泣。我一看不便问家属,就跑到医生办公室,外妇科主任告诉我,是宫外孕,送得晚了,大出血止不住,医院尽力了……。

    尔后是料理后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死不能复生”,我只有用这类老话劝劝双方老人节哀保重,劝劝小宝不要太难过,在家休息几天,陪陪两家老人,还特别交代,多陪陪么妹的父母,让他们不要太伤心。

    过了两天,二宝来说,双方父母劝了后倒还稳定,只是小宝不吃、不喝、不说话,成天呆呆地坐着流眼泪,现在反倒是两边老人在劝小宝。我一看这样不行,晚上就去小宝家足足劝了两个小时,临走时,小宝送我到路口,说;“陈副政委,我没事,只是心里堵得慌,慢慢会好的,你放心。”

    第二天小宝进食了,我很高兴,也有点沾沾自喜,感到自己做思想工作还是蛮有效的。我知道小宝对么妹感情很深,也很专一,但凭着当了多年工会主席处理意外伤亡的经验,我总认为时间是治疗心灵创伤的最好良药,不少家庭男的因公死亡,女的开始也是哭得昏天黑地,要死要活的,闹得鸡犬不宁,过上几个月就平静了,过后守寡的不多,最快的八个月就改嫁了。因此我想,小宝过段时间会好的。

    么妹死后,小宝一直没上班。听说游戏机全卖了,钱一半给他父母,一半给了么妹父母,两边老人都不肯收钱,小宝说,先放在你们这里,要用的时候我来拿。当时老人们谁也没有多想,事后才明白这正是出事前的预兆。

    大约过了近一个月,一天中午,二宝又打电话到我家,焦急地告诉我小宝出事了,正在医院抢救。我头一下子懵了,赶忙到了医院,二宝告诉我,上午家里没人,小宝吃了半瓶安眠药,他母亲半晌午回家,看到小宝躺在床上,床边有个空药瓶,知道情况不好,连忙找到二宝送医院。还好发现得早,灌了肠,抢救过来了。

    打这以后,小宝身边再没离过人,亲朋好友都来劝,远在杭州的徐冰和小宝的姐姐三天两头来信,让他到西子湖畔散散心,他不去;萍萍买点东西去看他两次,他关着房间门不肯见。后来我与在库尔勒市工作的大宝商量,最好让小宝换换环境,以免触景生情。大家好说歹说,小宝终于同意到库尔勒住一段时间,由二宝陪他。

    环境的改变并没有磨灭小宝对么妹的痴心,半个月后,小宝还是走了,他偷偷地买了安眠药,乘二宝不注意,在睡觉前吞下整整一瓶。第二天早上发现时,小宝早已安详地离去,双手捧在胸口的是他与么妹的结婚照……。

小宝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八年了,但这么多年我还是常常提起他,讲他的故事。初听这个故事的人们开始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爱情贬值的社会里还会有如此真挚的爱情,如此痴情的男人。、

    “假作真时真亦假”,难道真是这样吗?

    我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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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19:27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十年代

                               爱与不爱的悲剧

    我爱和比我年轻的人交朋友,但也有几个比我年长的“忘年交”,兰卫东就是其中的一个。

    认识兰卫东,我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的。那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单位风传要调来一位副站长,没两天,消息灵通人士就开始公布副站长的详细“档案”:原名兰铁蛋,文革中为表明“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决心,自己改名叫兰卫东;山东人,1955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现年29岁,已婚,9年党龄;1965年被兵团授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称号,任某单位党支部书记3年,上级正准备提拔到机关当科长;上月有人揭发他与女会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虽然男女双方拒不承认,但证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党委研究了半夜,争论不休,最终党委书记拍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降职使用。于是便调来我站当副站长。

    我是个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些“消息”都是徐冰从外面听来告诉我的。那时年青单纯,一听有“男女关系”,心想此人一定和刘卫彪一样,不是个好东西。徐冰也颇有同感。

    一周后见到兰卫东其人,倒是其貌堂堂:中等身材,皮肤白净,长着中国人特有的国字脸,剑眉下的一双眼睛虽说是单眼皮,却是炯炯有神,鼻梁较挺,耳朵稍大,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反正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不坏。徐冰比我见识广,看法也不一样,他说:人不可貌相,外表英俊正是勾引女人的本钱。我听听也有道理。

    以后就在一起共事,他当官,我们当兵。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得兰副站长不象个“坏东西”。他与大多数当官的不一样,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劳动时和我们一起干,碰到重活累活危险活,总是抢在我们这些小兵前面;他说话挺和气,喜欢在干活时说些玩笑话,同他在一起干活总不觉得累;下班了,他爱往我们男生宿舍窜门,反正只要哪个宿舍笑声不断,那准是兰副站长在那里。

    不出一个月,站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说这个新领导不错。老百姓就是这样务实,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时正值文革高潮,两派斗争当然少不了。兰副站长是多数派观点,保 王恩茂的,我们这些知青多是逍遥派,但持造反派观点,打王恩茂的,但兰副站长从不因观点不同对我们另眼看待。有一次开批判会,指导员传达江青的“重要指示”:王恩茂是“三不听”,要打倒。接着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王恩茂!”全站近百号人都举起拳头愤怒地高呼,唯独兰副站长不举拳头也不喊,我站在他身后看得很清楚。谁都知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对抗江青的“指示”会有什么后果,我真替他捏了把汗。但说来也怪,事后并没人揭发他——无论是造反派还是多数派。从那以后,我对兰副站长多了几分钦佩,几分敬重,钦佩他的不随波逐流,敬重他的正直与胆识。

    慢慢地我和徐冰都成了兰卫东的朋友,一有空闲就跑到他住的破旧土坯房去玩。混熟了,我俩也不叫他官衔了,就叫他老兰。我们谈得挺投机,工作、生活、学习、理想,什么都谈,唯独不谈家庭,不是我和徐冰不想谈,而是老兰一涉及家庭之类的话题就回避。私下里徐冰同我也常嘀咕:兰卫东的家庭生活好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久“谜底”就揭开了。那天,徐冰兴冲冲跑回宿舍,嚷嚷说:“老兰山东老家来人了,一个女的,大概是老兰的妈,长得蛮年轻;一个小孩,十一、二岁,与老兰长得特别象,估计是他弟弟。”我一听拉着徐冰说,走,陪我看看去。

    跑到老兰宿舍,老兰正从暖瓶倒水给她们洗脸,见我俩进去,赶忙说:来来来,坐坐坐。我感到有些纳闷,今天老兰咋那么客气,而且笑容里带有一丝尴尬。坐下后,我就打量起这两位“客人”:女的四十开外,矮胖身材,短发,一副农村妇女的打扮;那男孩的确酷似老兰,只是认生,紧挨着那女的显得很不自在。老兰也不作介绍,对那女的说,把大枣拿出来给小陈小徐吃啊!那女的连忙从旧旅行包里拿出大枣和红薯干,捧到桌子上。老兰说,这是我们山东老家的特产,你们城里人不知喜不喜欢吃?我和徐冰赶紧说:喜欢吃,喜欢吃,就一人拿了一颗大枣慢慢吃起来。那边老兰就招呼小男孩:“兰兵,过来洗脸”。男孩忸怩着不动,这时那女的操着浓重的山东话开口了:“娃儿,快过去让你爸给你洗洗。”爸!我和徐冰惊呆了,手中的枣核都差点掉在地上。天哪!这男孩是老兰的儿子?!那女的就是老兰的妻子了?!我和徐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惊愕之余还有些尴尬,赶忙找个借口告辞。回宿舍的路上,我还问徐冰,是不是我听错了?徐冰说,千真万确,就是“爸”!

    老兰的妻儿来到站上,一时成了爆炸性新闻,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从不信,到惊讶,再到承认事实。当新闻变成旧闻后,站上几位山东藉女职工常去老兰家看新来的老乡,从老兰妻子嘴里套出了一些“真相”,于是又把旧闻变成新闻:老兰的妻子叫董淑英,比老兰大五岁,因为常年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特别显老,所以看上去比老兰好象大十几岁。他们老家的风俗是找大媳妇,叫“女大三,堆银山;女大五,住金屋”。她俩是定的“娃娃亲”,老兰家是贫农,很穷,董淑英家是中农,稍富裕,老兰上学是她们家出钱供读的。老兰中专毕业那年17岁,双方父母非要老兰娶了媳妇再到新疆,否则死活不让他离开家,无奈老兰只好答应成亲。新婚不到十天,老兰就走了。到新疆后,老兰每月有封家书,都是给他父母的,董淑英不识字,只好听老兰的哥哥念信,知道一些音信。第二年董淑英生了个儿子,让孩子他大伯写信告诉老兰,叫他给儿子取个名字,老兰去信说,我在兵团工作,就叫兰兵吧。十二年了,他丈夫只回去过一次,住了半个月,与孩子倒挺亲,与她没什么话,晚上搂着儿子睡在临时支起的铺上,她公婆还以为临时铺是给孙子睡的呢,她又不好意思明说。去年,董淑英实在耐不住那么多年守“活寡”的日子,加上儿子大了,老是缠着娘和爷爷奶奶要找爸爸,董淑英就把老兰上次探亲回来没有与她同房的事哭哭啼啼地告诉了婆婆,这下老人们急坏了,让大儿子一月两封信地月月催老兰把妻儿接走,后来干脆买了车票把娘俩送上火车,打个电报让老兰到乌鲁木齐去接,她娘俩这才来到新疆。

    断断续续听完了兰卫东和董淑英婚姻经历的“新闻”,我的心头总觉得堵得慌,在南方城市里从未见到过或听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知这是老兰的错还是他父母的错。有时与徐冰聊起此事,徐冰说,谁都没错,怪就怪他们老家包办婚姻的旧风俗。我同意他的高见,但最担心的是董淑英来了后这日子怎么过,会不会成天吵吵闹闹影响老兰的工作和前程?

    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老兰一家日子过得很和美,从没听到过俩口子吵过架。董淑英不会料理家务,只会洗个衣服,老兰就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活,做饭、劈柴、剁鸡食、种菜,都是老兰干,晚上还要给兰兵检查作业,挺累的。以后的二十几年里,换了好几个单位,谁都夸老兰能干,讲老董有福气。

    也许是缘分,这二十多年里,我和老兰总在一起共事,徐冰调回杭州后,兰卫东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无论是当单身汉,还是后来成了家,我一直是老兰家的常客,对老兰与老董的夫妻关系到底怎么样,我最清楚。最明显的是两人在家没话说,有时老董向我诉苦,讲老兰一个星期了没跟她讲一句话;再是兰兵上大学走后的十几年里,老兰把兰兵的书房变成他的书房,晚上一直在那里睡。这些外面人都不知道,只有我清楚老兰心里的苦涩。

    七十年代末,老兰的生活里走进了另一个女人。

    她叫梅雪红,是一九六三年进疆的上海老知青,在中学教语文。虽说已过而立之年,但风韵不减当年进疆时号称的“一枝花”。上海女知青们很会评价人,她们说:戏台上“小姐”“丫鬟”脸都画得差不多,观众一看就知道谁是“小姐”,谁是“丫鬟”,那是气质不一样;单位里漂亮女人不少,但大多是“丫鬟相”,梅雪红才是“小姐相”。话虽尖刻,但我看对梅雪红的评价倒是入木三分的。

    老兰与梅雪红认识还是缘于董淑英。那时老兰在一个工厂当领导,老董身体不好,照顾在中学托儿所工作。托儿所只有五、六个孩子,房子又破,一到冬天小孩冻得直哭,老董就找中学领导说,她家房子宽敞,离中学也近,干脆让老师们把孩子送到她家,领导高兴地答应了,于是老兰家就成了托儿所。梅雪红的才三岁,丈夫是武汉知青,双方都没有老人帮着带孩子,只好天天四趟跑老董家,时间长了,老兰与梅雪红自然就认识了、熟悉了。

    梅雪红人虽长得出众,为人倒很实在,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她看老兰工作挺忙,老董又啥都不会干,就常常抽空帮老董干些家务活;有时星期天带上丈夫孩子一起到老董家,洗衣服,做饭,没有闲着的时候。日疏日远,日近日亲,渐渐地两家关系相当亲密了。我常去老兰家窜门,发现自打出现了梅雪红,他们家一天比一天有生气,老兰又象我们初识时那样爱说爱笑了,看着老兰家的变化,我当然很高兴,但也隐约感到这变化后面好象还潜藏着什么。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年,一场突然的变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梅雪红的丈夫死了。她丈夫是司机,那年夏天进天山深处的巩乃斯林场拉木料,回来的路上方向盘失灵,汽车冲出了盘山道,掉进了悬崖。当血肉模糊的遗体拉回单位后,梅雪红象疯了一样,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得昏死过几次,那情那景让我们这些在场的男人们都陪着掉眼泪。学校的女教师们流着泪对我们说,她们两口子感情太好了,丈夫出车回来晚了,梅老师把饭菜做好,凉了热,热了凉,坐到后半夜也要等丈夫到家,这突然的打击她怎么能受得了!

    老兰和我们这些朋友一边帮着处理后事,一边走马灯似的到梅雪红家劝说和安慰。我和老兰、老董一起去过几次,老董帮着带孩子,我不会劝人,陪坐着,全是老兰在劝,他劝人很有一套,从不说些“节哀”、“别伤心”、“想开些”之类的话,总是讲讲孩子,讲讲单位内外的新鲜事,来分散她的注意力。这样过了半个多月,梅雪红情绪慢慢好起来,开始上班了,每天还是接送孩子,星期天又带着女儿一整天呆在老兰家。

    人说“寡妇面前是非多”,确实一点不假。梅、兰两家这两年来往那么密切,没人说过不字;男的死了才几个月,还是这样交往,闲话就多了。什么“梅雪红年轻漂亮,兰卫东迟早要给她勾引去”,什么“梅雪红和兰卫东是天生的一对,只是董淑英这病老婆子不死”等等。最要命的是有些长舌妇专门跑到老董家对她讲这些流言,老董哪经得起这种挑拨,她不敢与老兰吵,就每天接送孩子时给梅雪红拉脸,星期天只要梅雪红和女儿一到,她就一会儿撂碗摔盆,一会儿指鸡骂狗。梅雪红是聪明人,没几天就明白了,她找了个退休老婆婆看孩子,星期天也再不进老董家的门了。老兰当然也知道事情的原由,又怕一吵一闹反而给长舌妇们增添新的口舌,气得他一个多月没理老董。

    几个月后,外面早已风平浪静,老兰家却不平静。有一天老董来我家诉苦:老兰总是不理她,她晚饭后出去散步,老兰就在家看电视,她回来一看电视,老兰就跑回书房看书;老董还说:老兰经常深更半夜打电话,有时侯会打一个多小时。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能说什么呢?只好应付式地劝劝。

    时隔不久,有天晚上我去老兰那里谈单位机构变动事情,一谈谈到一点多,老兰讲肚子有些疼,要上趟厕所。就在他出去刚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我随手拿起话筒,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卫东!”我一楞,还没反应过来,那边又叫了一声:“卫东!”我赶快把话筒搁上。天哪,那是梅雪红!我不知所措,象犯了错似的跑回了家。静下心来想想,老董讲的深夜打电话原来是真的,而且就是梅雪红。

    第二天老兰到我家来继续谈工作,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忐忑的心才放下来,怪自己多疑了。

    一年后,梅雪红回上海了,临行前她约我到她家单独谈谈。她给我泡了杯茶,略带腼腆地说:“小陈,你是老兰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相处也不错,我不想瞒你。那天晚上接了我打给老兰的电话,凭你的聪明,肯定猜到我和他的关系。我不是个风流女人,除了丈夫我以前没有爱过别的男人。丈夫死后,外面传了那么多的闲话,反而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静心想想,老兰的确很有吸引力,同他在一起总是很愉快,这样优秀的男人一辈子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家庭里,岂不是太悲哀了?于是我常给他打电话,越谈心越近,越谈越感到这个男人值得我去爱。当然,做人不能太自私,要让他离婚,影响他前途不说,老董怎么办?虽然老兰从没爱过老董,但要他抛下病秧秧的老董,是不可能的。”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我思前想后,还是回去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给你留下上海家里的电话号码,老兰不管好事坏事,一定及时通知我。”说着说着,两行眼泪就流了下来。我心里也挺难受,抄好电话号码后说:“你放心,有事我马上告诉你。”

    梅雪红走后,老兰往收发室跑得勤了,只要邮车一来,他总是第一个去翻信。

    上海知青回沪探亲归来,不时有人给老兰带东西,大多数是梅雪红托他们捎带的。

    这样的日子一晃过了八年。梅雪红的女儿都上初中了,还是母女俩相依为命。董淑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要住几次医院,急症室里成了常客,人们都说,没有兰卫东,老董早已死过几回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想到,身体一向硬朗的老兰会走在老董前面。

    九四年深秋的一天,兰卫东遇车祸去世了。那天他骑车给住院的董淑英送晚饭,被一辆醉酒的驾驶员开的黑车撞死了。我赶到医院时,医生还未赶来,他躺在护士办公室的长椅上,闭着眼睛大声叫着:“疼!疼!我的腰断了!”我蹲在长椅边使劲地喊他:“老兰!老兰!医生马上就来,坚持住!”他好象听不到了,只是叫疼。叫声越来越弱,不一会就断了气,临终前没留下一句话,也没睁开眼睛看我一眼。

    当晚 ,我忙于处理后事,让一个朋友给梅雪红打电话报了丧讯,告诉她三天就出殡。老董是第二天告诉她的,我怕出意外,派了四个女人照看她,不让她看老兰整容前的遗体。女人们告诉我,老董象农村妇女一样,一整天都边说边哭,边哭边说:“老兰啊,你是为我死的啊!我这个没用的人为啥不死啊!”哭得在场的人都陪着掉泪。

    第二天深夜,我疲惫地回到家,妻子说梅雪红给我打了一天电话,好象有急事。我马上给上海挂了长途,梅雪红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呜咽着断断续续地说:“三天就出殡,我赶不来了”,“我昨晚就给老兰守灵了,在我自己的卧室设了个灵堂”,“一定要照顾好老董”,“向遗体告别时代我向老兰三鞠躬”,最后,她让我替她书写幅挽联,用九米长的白布写,开追悼会时挂出来,寄托她的哀思。我用笔记下了她用心写的挽联:

    “兰占独秀,来鸿去雁,今生不能比翼。

      梅开二度,有缘无份,来世定结连理。”

    梅雪红嘱咐的其他事我全照办了,只是挽联没挂,怕影响兰卫东的一世英名。但我用小白布写上挽联,落上梅雪红的名字,放进老兰寿衣里层。事后我如实告诉了梅雪红,她说是她考虑不周,差点犯错,对我千谢万谢。

    老兰死后,兰兵把他妈接走了,一年后老董病逝在医院。

    梅雪红很少联系,上海人说,她一直还是单身。

    老兰走了八年了,朋友们在一起还常怀念他。我有时傻想:兰卫东的一生,无疑是演了一场爱情悲剧。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梅雪红不能成为伴侣,是一场悲剧;而与他从未爱过的董淑英却整整厮守了三十几年,更是一场悲剧。这爱与不爱的悲剧究竟是谁导演的?难道这姻缘真是上天安排的吗?

    我好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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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25:35 |显示全部楼层

新世纪初

                                         “小姐”“二奶”的自白

    二零零一年底,官场还算顺利的我主动打报告,要求退二线。两个月后,师党委下令改任调研员,一切待遇不变。于是五十五岁的我过了几个月清闲日子。

    记得是‘‘五一’’过后的一天下午,团办公室主任带来一男一女 两位不速之客,说是某师领导介绍来找我的。那男的四十左右,个子不高,有点发福,白皙的脸上笑容可掬;那女的二十多岁,矮个,圆脸,大眼睛,活像日本乒乓球星福原爱。来者见我一脸茫然,主动介绍了来意:原来他们是库尔勒虎山中学的,男的是董事长黄勇,女的是办公室主任黎丽;黄勇的哥哥是某大学的校长,与我师领导很熟,几天前在筵席上相遇,提及他弟弟缺个好校长,让师领导帮忙推荐,于是这位领导就让他们来找我了。推辞了一番后,我见他们确有诚意,就答应了。自此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经历。

    到虎山中学上任头一天,就碰上尴尬事:我提着行李敲开校长室的门,见一女子坐在沙发上哭泣,黄勇见我来了,赶忙跟女子说:先回家去吧,晚上再说。话语中充满柔情。我第一感觉那女子是他夫人,就说:你们先回家去吧,我去找黎主任带我在校园转转。等我找到黎丽,才知道那女的不是黄夫人,而是一地下歌舞厅的小姐,叫咪咪(黎丽说,谁知道真名叫什么),是黄勇的相好。

    新到一个单位,总想多了解些情况,好在黎丽和我两人一个办公室,她又是董事、建校元老,每天有点空就听她讲学校的发展史、教职员工的情况,当然少不了介绍黄勇的经历和家庭。 黄勇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个“官二代”,父亲是市公安局的领导,大嫂是法官,二哥、三哥也都是吃“皇粮”的;他初中毕业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城后他父亲也复出了,给他在银行信贷科谋了个职位,谁知几年后为争当股长把竞争者打成重伤,吃了官司,出狱后,铁饭碗没了,在家人帮助下开始做生意,后来在倒腾汽车上发了点财。三年前他看到办私立学校很红火,在大哥帮助下,办起了虎山中学,黎丽是他从其他私立学校挖来的。三年来,学校不太景气,生源不足,师资薄弱,校长换了两个,原先踌躇满志的黄勇又处于事业的低谷,所以请大哥到兵团来找校长。

    聊了事业,黎丽又聊了些黄勇的“私生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上山下乡”的战友,初二开始谈恋爱,谈了八年结婚,婚后四年离婚,有个女儿叫黄晶晶, 判给了黄勇,现在本校上初一。第二个妻子是某大商场的业务员,父母家在兵团农场,前年结婚,去年又生了个女儿,婚后黄勇就不让她工作,当全职太太,生了孩子后,大多时间住在农场父母家,很少见她来学校。还有两个女人和黄勇关系相当密切,一个是银行的营业员,叫曾莹,才二十四岁,老家在南疆某县农村,五年前与黄勇相识,去年把她弄进银行,给她买了间百余平米的房子,还把曾莹的父母从乡下接来,她爸安排在本校当门卫,她妈当清洁员。黄勇妻子回娘家,他就住在曾莹那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二奶”。还有一个女人就是咪咪,她到学校来得最多,她和她哥在这里混,碰到麻烦事都来找“黄哥”帮忙。。。。。。。。

    当然,黄勇也给我介绍了学校及他个人的很多情况。谈到黎丽,他是赞赏有加:聪明干练,少年老成,人缘好又不失原则,主管校务 、人事、财务、后勤,都不用他操心。黎丽是军嫂,丈夫在部队医院当医生,有个三岁的儿子。等等。   

    话说两头。上任后,我就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担任初三两个班的数学课,每周听十几级课并讲评;组建学生会,共青团委和各种兴趣小组;办“虎山中学校刊”在全市散发,。。。。。。。没多久效果就出来了,老师们用心了,学生们开心了,而最高兴的是黄勇,每天笑得合不上嘴,原因很简单:私立学校赚钱靠的是生源,生源多少靠的是声誉,原来每学期发愁招不到学生,现在家长主动找上门来,老板怎么能不高兴呢?为了表示谢意,或者说奖励,黄勇真是使尽解数,交代食堂给我开小灶,掏钱让黎丽陪我去买皮鞋、衣服,每周两三次请我出去喝酒,以后发展到请客去洗桑拿、足浴、洗头、歌厅、舞厅。开始我借口学校工作忙谢绝了,其原因是三十多年半军事化的兵团生活和长期从事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对这些鱼龙混杂的场所的误解、恐惧和厌恶。后来在与师部一些朋友聊起此事时,大家都笑我迂腐,说我太落伍,他们都常去这些场所。一位朋友讲得很形象:“就象当年南京路上好八连进驻上海这花花世界一样,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全看你自己把握了。”自此,我就开始涉足这些场所,在单位我唱歌跳舞也小有名气,唱歌嘛音准、音色有些磁性,会唱的歌多,当时歌厅那些歌大多都会;跳舞嘛三步、四步很溜,探戈跳得不算好,但在当时当地也是鹤立鸡群了。黄勇自此对我更崇拜了,在他的朋友圈甚至歌舞厅的老板娘、小姐面前到处吹捧我 ,说我是江南才子,多才多艺,“鉄嘴”“鉄笔”,能歌善舞等等;更有甚者,,他吹牛不打草稿,把我的职位从正团“提拔”到副师,职称从副高说成正高,学历从自考的大专变成“名牌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我曾私下多次提醒他别这样夸大,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自吹呢;黄勇却说: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他父亲单位一个后备干部明明是高中生,到党校学了两年,提拔公示学历变成研究生了;你有真才实学,何必对这些那么较真呢|!说得我真是哭笑不得。过后我跟黎丽谈起此事,她倒是一针见血,她说:他吹捧你其实在抬高他自己,能把你这么高学历、高职位、高职称的能人请来当校长,不正是说明他的能量大、实力强嘛!——我自叹一介书生无用啊,看问题还没有一个小女子透彻。

    再说说黄勇那帮朋友,比较密切的有包工头老李、老王和老邓,每次吃饭、唱歌都有他们作陪,每次也都是他们中的一人买单,就是陪唱小姐的出场费也是他们付账。很够朋友吧!日子长了才知道,这些朋友都在黄勇姐夫学校包工程,都是黄勇出面找大学筹建处处长搞定的,不要说吃饭唱歌这点钱,黄勇自己没车,但一个电话朋友的车就到;学校工资发不下来,一个电话钱就送来了。这帮朋友和黄勇还有同样的嗜好:女人。老李、老王、老邓都有家室,但吃饭唱歌都带着年轻女人,老李带“秘书”,老王带“会计”,老邓带小姐。饭后茶余,谈得最多的也是女人。有一天傍晚,黄勇打电话让我晚上去歌舞厅看特异功能表演,两百元一人,有人请客,我一听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就借故推辞了。第二天周末晚上在一起吃饭,他们几个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中,大谈下体放刀片跳裸体舞、开啤酒瓶吸啤酒喷啤酒等等,说得眉飞色舞,还说我昨晚没去太可惜了。奇怪的是,我听了都脸红,那几个二奶、小姐却异常兴奋,一个劲追问“真的吗?真的吗!”

    其实,这些都还是黄勇对我诱惑的前奏。古戏有一出“三请诸葛”,接下来黄勇给我演了出“三送小姐”。第一次是唱完歌后,他把陪我唱歌的小姐带上一起吃夜宵,然后送我到宿舍,让小姐下车陪我,被我当场拒绝了。第二次他又带了一个小姐一起吃夜宵,然后把车开到一间民房前,给我一把钥匙,说上次把小姐带到学校影响不好,这是老邓的房子,他回四川了,留下钥匙,你们住吧。我又拒绝了。第三次就有点过分了,那天陪唱的是个少数民族姑娘,叫古丽,挺漂亮,因为她是北疆某地来的,正好我在那儿工作过,半个老乡似的,聊得多了些;谁知黄勇以为我对古丽有意,出去了一趟,过了一会老板娘进来说:房间人太多了,让我和古丽到另一间房间唱。那天人多就是挤,我没多想就跟了去了。谁知老板娘把门一关走后,那古丽不开电视机,却从口袋拿出一小包东西塞给我,我一看是安全套就明白了,说实在话不冲动是假的,但理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见她正在脱衣服,便拉门要走,谁知古丽一个箭步冲过来堵住门,笑着说:“两个小姐妹说有人付钱你都不要他们,我们都不相信,今天看到是真的了”,说话间突然用手在我下面摸了一把,淫笑着说:“没有坏嘛!她们都说。。。。。。”。此时一股热血猛的冲上头,被羞辱的感觉让我失去控制,古丽姣好的脸庞突然变得丑陋,我一把把她拉开,快步冲回原来的包间,也许我当时的脸色很难看,吵杂的包厢一下子变得死寂,男男女女都用一种惊恐的眼光看着我,当古丽带着沮丧而又有点可怜的神态跟着进了门,大家可能有点明白了;这时,我也理智些了,尽量压低嗓门对黄勇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我做人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正当我快速思考说不说“不赌不嫖”时,黄勇作为打圆场的高手,马上站起来打断我的话,他拉我坐在他身旁,一边说:“来来来,还是回来热闹,两个人唱没意思,。。。。。。,喝酒、喝酒,。。。。。。“。

    说这段“三送小姐“的过程,不为别的,是因为正是它才引出二奶、小姐的自白。

    大约一周后的星期六下午,咪咪到学校来找黄勇,咪咪叫他“黄哥”。那天黄勇到农场看老婆孩子了,让咪咪在办公室等他。我在备课,见她说明来意,就陪她闲聊等黄勇。因为每周吃饭唱歌常见面,聊得也随便,说了没几句她就讲起上周的事。她说:您现在是我们那一条街的明星了,假正经的男人也见过,跟您这样的真没见过,虽然我们是吃这碗饭的,但小姐妹们从心里都敬重您。接着她说要跟我谈谈她和黄哥的事,让我帮她拿个主意。下面是小姐的自白:

“我是二十岁从老家来兵团农场拾棉花的,听说城里陪男人唱歌很赚钱,棉花没拾完,我们几个长得好点、又会唱歌的女孩就结伴来到地下街。初到时老板娘见是生手,要进行培训,先看你会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嗓子太粗的不要;还要问酒量怎么样,因为歌厅的酒价特别贵,客人要的酒越多越贵,老板娘赚钱也越多,我们也可以拿点提成;培训中讲得最多的是“规矩”:客人可以挑你而你不能挑客人,客人劝酒递烟你不能不喝不抽,客人歌唱得再难听也要鼓掌,客人有越轨动作如搂抱、亲吻、抚摸而你不愿意时,可以笑着推辞,不能摆脸、不能离开,总之不能让客人生气;。。。。。。。刚开始陪唱时,的确很难适应这些规矩的,来的大多是中年人,而且多数是酒席上下来的,刚坐下时都还老实,过一会儿就放肆起来,搂搂抱抱是常见的,还有硬给你灌酒的,醉酒后打人砸东西的、把污秽物吐你一身的,。。。。。。。唉!那段时间半夜回到家,常常躺在被窝里哭,也几次想到不干了,又想想拾棉花风吹日晒、劳累得腰酸腿疼,一天赚的钱还没有现在三、四个小时的多,也就算了。

    我原来是只坐台不出台的,是我原来那个该死的男朋友逼我的。他姓夏,住在我住的出租屋附近,因为常见,又是老乡,加上人外表还可以,我们就处了朋友,不久就住在了一起。时间长了才发现他视钱如命,自己不会赚钱,却成天说我赚钱少,还没有出台的一半多,开始是唠叨,后来常常动手了,久了我也想通了,你一个男人都不怕戴绿帽子,我又怕啥。出台后收入的确是翻了一番多,但其中的酸楚有谁能知道。(她眼睛湿润了)。这就不跟你说了。过了一年,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租房开了个珍珠奶茶店,让姓夏的照看,我有空就去帮忙,一时我们俩关系好转,存款也越来越多,我做梦都见到买房子、办婚礼了。谁知这个杀千刀的瞒着我把店盘卖了,卷走了我所有的存款和首饰,带着他的相好跑了。(她流泪了)。

    当时我真的绝望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是黄哥(她称他黄哥)帮了我,救了我。说来也奇,我命中注定有贵人相助,黄哥是我出台后接的第一个客人,也是接过的那么多客人中最有情意、最懂女儿心的男人。在我陷入绝境时,他陪了我一整天,劝我、开导我,给我倒水买饭,还把随身带的钱全部放在我枕头底下;过后几天他有空就来看我,直到我走出阴影。为了不让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他乡生活,在黄哥劝说下,我在外省打工的哥哥来到我这儿,黄哥帮我们找了两室一厅的房子,还介绍我哥到他朋友工地开货车。他的恩德我下辈子都还不清!


    我现在为难的是今后怎么相处,一辈子跟着他是不可能的,就是黄哥愿意,他的家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纳我这种身份的女人;再说就是他与现在的老婆离婚,也轮不到我,还有曾莹呢!现在曾莹和她爸妈都很敌视我,弄得黄哥很为难。离开他吧,既在感情上舍不得,在实际生活中也真的离不开他啊!陈校长,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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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22:29:4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海水 于 2017-11-5 22:32 编辑

    听完她的倾诉,我沉思了许久,最后告诉她——离开!为了你深爱的黄哥,更为了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半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晚饭后我在校园和老师们下棋,门卫老曾头跑来叫我接电话,是黄勇,他让我陪他喝咖啡,车马上到。咖啡馆的雅座只有黄勇和曾莹两人。黄勇说:“原先安排喝酒后去唱歌的,曾莹提议喝咖啡,那帮土包子来电话说喝不惯,不来了,就我们三个高雅高雅。”天南海北聊了大约半个小时,黄勇到雅座外间接了个电话,回来后说要去趟歌厅,公安在地下街抓卖淫嫖娼。曾莹说:每次查之前公安不是都提前通知的吗?黄勇拿起包遍走遍说:那是派出所,今天是市公安局突击行动。走到门口,他又回头说了句:慢慢喝,等我!

    曾莹明显有些情绪,嘴里嘟囔:“每次都是一叫就走,我叫他办事从来没有那么积极过。都抓走才好呢。世界上的男人都象你陈叔那样,我看她们连饭都吃不上。”我只好帮黄勇打圆场:“黄勇也是热心肠,看她们也不容易,能帮就帮一把嘛!”谁知曾莹反而激动起来:“她们不容易?陈叔 ,难道我容易吗?”下面是二奶的自白:

    “我从小在南疆一个边远乡村长大,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和千百万农村青年一样,揣着梦想来到城市。我这个人比较认真,踏实,当然比起您差得远(我说:别客气)。我不像有些女孩,三天两头换工作,进城后一直在一家大超市当收银员,收入不高,但比较稳定。农村出来的,加上从小爸妈管得严,我基本上不和男青年搭讪,许多人追过我,我拒绝了,所以一直没有男朋友。认识勇哥(她称他勇哥)纯属偶然,也许是天意。那是一个星期天,超市人很多,我正忙着收银,突然糖果柜台的店员拉来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女孩,说她偷吃糖果,等一会她爸妈来交钱时加倍罚款。我看她还不到十岁,哭得很伤心,顾客队伍排得很长,就放她走了,并告诉她超市的东西要交钱后才能吃,钱阿姨给你交。正说着,女孩的爸来了,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交了钱,道了谢就走了。谁知我下班走出超市,女孩的爸在门口等我,很得体的说了些表示谢意的话,然后很有诚意地请我到附近咖啡馆坐坐。神使鬼差般的,我竟跟他走了,而且一跟就是五年!

    与勇哥初识后的头两年,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每月见两三次面,或吃饭,或唱歌。他也跟我讲了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原因,晶晶的妈妈是勇哥初中的同学,下乡时确定恋爱关系,回城后结了婚,第二年有了晶晶。恋爱谈了八年,跟抗战同龄了,感情还是有的,只是不会做家务,连孩子也不会带。听说上个月晶晶晚上肚子疼得厉害,生活老师找到您,由于联系不到勇哥,您打电话把晶晶妈叫来了,结果她说自己没有带过孩子,是她奶奶带大的,女孩初次来月经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有这回事)。后来婆媳关系越来越僵,勇哥和晶晶吃饭、睡觉都在奶奶家,最终离婚了。外面说离婚是没有生儿子,那是瞎说。勇哥与第二个妻子结婚,我去喝的喜酒。外面说结婚前我们就好上了,那更是胡说。现在的老婆是兵团农场的,长得漂亮,但是死板,守旧,勇哥在外面朋友多,应酬多,在家里很少吃饭,晚上回家也晚一点,她就天天跟勇哥闹,闹凶了就往娘家跑,每次都要勇哥把她接回来。有了女儿后,坐月子在娘家,不肯让婆婆伺候;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我想说:丈夫把家当旅馆,不往娘家跑才怪呢!}因为他们是别人介绍的,感情基础也差些,搞得勇哥很郁闷,和我来往也多起来,他说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感到轻松愉快。去年,他又托人,又花钱,把我调进银行;又买了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装修、家具全是他办的;后来又把我爸妈、妹妹接来,给他们都安排了工作。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好!我和勇哥这样生活在一起,家里人都不反对。

    我知道别人背后在骂我“小三”、“二奶”什么的,还取个外号“曾百万”,不是说我有百万家产,而是讽刺我是勇哥花了百万买来的。她们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我是很现实的,爱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好,许仙与白娘子也好,都是美丽的传说而已。我如果找个同龄人,能带给我和我们全家现在这样的物质条件吗?

    话说回来,其实我和勇哥之间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庸俗,那样纯物质,我们感情很好。勇哥是个很细心的男人,他一般不让我独自出门,需要什么东西告诉他,他去买。举个例子吧,今年初春,我说要买些春装,晚上他就大包小包拿来了,我一件件试穿,颜色、式样都称心,大小合身;尤其是皮鞋,不大不小正合脚,您说一个男人对你不上心,能做得到吗!

    什么?您问勇哥为什么不让我独自出门?看我说漏嘴了,不过你和勇哥是兄弟,说说也没关系的。他很小气的,不是用钱方面,是看我看的很紧的。(羞涩状)。他不让我和与工作关系以外的人来往,男的女的都不行,打电话、发短信、单独上街他都要管,为此我们常吵架。他说女人是非多,男的都不怀好意,男女之间关系好肯定不正常。上星期六单位同事给我打电话,男的,多聊了几句,放下电话他就训我,我不服气,他说美国人都说了,男女之间只有爱情没有友谊;我笑话他:你不读书、不看报,还知道美国人怎么说的?他就把您搬出来,说陈校长说的。(我说:是的,不过原话是这样的:美国科学家研究得出结论,不管是不是单身,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男性和异性的友谊是建立在“性吸引力“之上的,而女性大多认为和异性之间的友谊是可以建立在”柏拉图式的关系之上,通俗的说就是重视心灵上的沟通。)

    您问我勇哥和我今后怎么打算,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他总是回避、敷衍,我也没办法。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很难回答,又不能不回答,于是我说了三个字:“随缘吧!”

    那年秋天,因小女大学毕业了,我辞职回了老家,但与黄勇、黎丽一直保持联系。一年后,黄勇停机,黎丽告诉我,他“中风”了,家里不让他与外界联系;又过了一年,学校倒闭;再过一年,他离婚了,又结婚了,第三任新娘是”二奶”曾莹,她终于转正了。令人想不到的是,黎丽在微信上告诉我,两个离婚的前妻都带着女儿来参加婚礼,她说她想不通,那两个前妻怎么那么没骨气,那么贱。我回答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每月多给些抚养费,比“骨气”实惠得多啊!

    故事讲完了,但带给我们的思虑没有完。卖淫嫖娼是丑陋的,古人把男盗女娼当做万恶之首,骂女人最难听的是婊子,它破坏了家庭,亵渎了爱情。然而现在呢,明妓暗娼一茬接一茬,连女大学生都有加入的,有媒体公然称作“女性性工作者”,卖淫女俨然成了“职业女性”?打击卖淫嫖娼是突击行动,非常态化;行动时有通风报信的,罚男不罚女的,甚至有把小姐当诱饵搞创收的。对于“包二奶”,公开的半公开的也越来越多,法律不是有重婚罪嘛,不少的二奶都有孩子了,还不算是“事实婚姻”?据说重婚罪必须男方的妻子告到法院才可能判,不知靠谱不靠谱?现在每公布一高官受贿案中,几乎都有“包养情妇”一罪,而还没落马的大官小官中又有多少没有这种“嗜好”的呢?……困惑太多太多了!

                       尾 记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半个多世纪,从年幼年青到近古稀,从幼稚到成熟老练,应该说,许多事情早该“解惑”了。然而,对爱情和婚姻,我是越来越搞不懂了。有些大城市离婚率比结婚率都高,媒体公开宣传婚前“试婚”,傍“大款”、傍“富婆”的报道比比皆是…….。除了困惑,我还能说些什么?除了讲几个真实  的爱情故事,我还能做些什么?

    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都要找三个人,第一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二个是最爱你的人,第三个是共度一生的人。很悲哀的是,在现实生活里,这三个人通常不是同一个人;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不是你最爱的;而最长久的,偏偏不是你最爱或最爱你的,只是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的那个人。

    如此说来,爱情除了相互吸引,心心相印外,更多的是机遇?是缘分?是选择?

    我还是很困惑。

    朋友,你困惑吗?

                          二二年五月初稿

                                                                     于兵团三十二团

                                                   二零一二年七月第二稿

                                                                                 于杭州   

                                                 二零一五年五月第三稿

                                                                                     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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